世人皆知新四军在江南打出了赫赫威名，韦岗伏击战、茅山游击战等战役都已是抗战史上的传奇篇章。可鲜为人知的是，就在新四军于江南地区站稳脚跟之际，中央却多次电令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1939年，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等人收到这份指令时，不少基层指战员都感到不解：好不容易在江南打开了局面，建立了根据地，为何要放弃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更令人困惑的是，就连陈毅、粟裕等将领也坚决主张带兵北上。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这个看似反常的决定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战略考量？
1938年的江南大地，日军的铁蹄已然踏破了这片富饶之土。就在常熟韦岗镇附近，一支百余人的抗日队伍正在悄然集结。这支队伍便是由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他们将在这里打响新四军在江南的第一枪。
五月的一个清晨，粟裕接到情报：一支约40人的日军小分队正从常熟城区向韦岗方向推进。这支日军每周都要沿此路线＂例行巡逻＂，目的是搜刮百姓粮食。粟裕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战机，立即召集部下制定作战计划。
韦岗镇西北方向有一片茂密的竹林，遮掩性极好。粟裕将部队分成三个小组：一组埋伏在竹林外围，负责切断日军退路；一组隐蔽在竹林内部，准备主要突击；还有一组化装成普通农民，在路边假装干农活，负责侦察敌情。
待到日军进入伏击圈，突击组突然开火，打得日军措手不及。日军仓皇后撤，却又撞上了断后组的火力。这场战斗仅持续了半个小时，日军便损失过半，剩余人员仓皇逃窜。
韦岗战斗的胜利，不仅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更重要的是打出了新四军的威名。当地百姓奔走相告：＂新四军打日本啦！＂这一仗也坚定了当地民众支持抗日的决心。
就在韦岗战斗后不久，陈毅率领的第一支队也抵达了苏南。陈毅带领部队转战于常熟、太仓、昆山一带，展开了一系列规模更大的战斗。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横泾战斗，陈毅率部伏击了一支200多人的日军运输队，不仅全歼敌军，还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
紧随其后，张鼎丞的第二支队也开进苏皖地区。张鼎丞采取了不同的战术，他带领部队深入到溧阳、宜兴、广德等山区，利用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战。这支队伍经常以小股部队形式出没于各个山口，打得日军疲于奔命。
短短几个月内，新四军在江南地区就打了200多场大小战斗。这些战斗不仅打掉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更重要的是逐步扩大了根据地范围。到1938年底，新四军在苏南、苏皖地区已经建立起多个抗日根据地。
在这些根据地内，新四军建立起了抗日民主政权，开展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参军参战。一些原本对新四军将信将疑的地方士绅，也被这支军队的纪律严明所折服，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来。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在江南地区的部署发生了重大变化。1939年初，日军第十一军团在南京、苏州、无锡等地部署了三个师团，并在杭州增设了一个混成旅团。这些部队不再像之前那样集中兵力向西推进，而是转向了＂蚕食＂战术。
在太湖以东地区，日军开始构筑起庞大的堡垒群。每隔三到五公里就建立一座水泥碉堡，碉堡之间还用铁丝网连接。这些碉堡通常是三层结构：底层是弹药库，中层是居住区，顶层是射击区。每座碉堡配备一个小队的兵力，装备有重机枪和迫击炮，能够相互策应。
以常熟为例，日军在1939年上半年就修建了52座碉堡，将整个城区围成了一个＂铁桶＂。这些碉堡不仅封锁了新四军的活动空间，还成为日军出击的前进基地。每当新四军在附近活动时，碉堡中的日军就会发出警报，周边的日军便能快速集结进行围剿。
铁路沿线的封锁更为严密。京沪线和沪杭线是日军的重点防御区域。日军在铁路两侧每隔一公里就设置了一个岗哨，每个车站都驻扎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铁路桥梁和隧道处还建有永久性工事，配备了探照灯和高射机枪。
为了加强控制，日军还在江南地区修建了大量简易机场。仅在苏州、无锡、常州三地就建有6个机场。这些机场使得日军能快速调动兵力，一经发现新四军的踪迹，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中优势兵力展开＂围剿＂。
1939年夏季，新四军第一支队在常熟西北地区的一次行动就遭遇了日军的立体围剿。当时日军不仅从地面三个方向展开进攻，还出动了6架侦察机和4架轰炸机进行空中支援。新四军不得不分散成小股，在芦苇荡中隐蔽了整整三天才突出重围。
更为严重的是，日军开始在各个据点之间开挖壕沟，并引入河水形成＂水网封锁＂。这些水网将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分割成一个个＂孤岛＂，大大限制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在雨季，这些地区更是寸步难行。
为了维持这个庞大的封锁体系，日军还在各地扶植了大量伪军和特务组织。这些人熟悉本地地形，又了解当地方言习俗，专门负责搜集新四军的情报。他们白天装作普通百姓，夜间则充当日军的耳目。
在镇江、常州等地，日军还组建了＂清乡队＂。这些队伍以＂清理匪患＂为名，实则是对抗日力量的又一重围剿。他们经常挨户搜查，强迫百姓在门口竖立＂良民证＂，企图切断新四军与群众的联系。
到1939年底，日军在江南地区已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立体封锁网。从空中到地面，从城市到乡村，处处都是日军的眼线和哨卡。新四军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活动，难度慢慢的变大。即便是派出小股部队执行任务，也常常面临被发现和围剿的危险。
1939年8月，一封来自延安的电报送达新四军军部。这份电报的内容必然的联系到新四军未来的发展趋势：命令新四军主力渡江北上，向苏北发展。这一指令的背后，蕴含着中央深远的战略考虑。
首先是地理形势的考量。苏北平原与华北平原相连，东临黄海，西接淮河，是一片广袤的战略要地。与江南地区的碉堡封锁相比，苏北地区的日军防御体系相对薄弱。日军在这一地区主要依托县城和重要交通枢纽设防，乡村地带则存在大量防御空白。这种地形特点更适合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939年6月，新四军侦察部门发回了一份详细的苏北地区军事情报。报告数据显示，日军在苏北的主力是第十六师团，总兵力不足两万人。这支部队分散驻守在十几个县城，很难形成有效的机动打击力量。相比之下，江南地区的日军总兵力超过五万，还配备有大量现代化装备。
其次是根据地建设的需要。江南地区虽然经济发达，但人口稠密，土地有限。新四军要在这里扩大部队规模，面临着严重的后勤保障压力。而苏北地区地广人稀，有大量可以开垦的荒地，更适合建立大规模的根据地。
1939年7月，陈毅带领一支小分队秘密渡江，对苏北地区进行当地考验查证。他们走访了盐城、射阳、阜宁等地，发现这里的农民保有大量余粮，而且普遍对抗日军队抱有同情态度。这为部队北上后的给养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
再次是战略态势的变化。1939年初，顽固派在江南地区的活动明显增多。他们一方面干扰新四军的抗日行动，另一方面又暗中勾结日伪，企图把新四军挤出江南地区。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转移主力到苏北成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1939年4月发生的一起事件就很能说明问题。新四军在常熟附近伏击日军时，竟然遭到了军队的侧翼袭击。这支部队打着＂剿匪＂的旗号，实则是想趁机消灭新四军。类似的事件在江南各地屡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新四军的抗日行动。
最重要的是战略全局的需要。当时，华北地区的八路军正在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如果新四军能够在苏北站稳脚跟，就能与华北抗日根据地形成呼应之势，共同打击日军的铁路交通线，瓦解敌人的占领体系。
1939年秋，八路军在晋东南地区发起了一系列重要战役，严重威胁了日军的补给线。如果新四军能够同时在苏北展开行动，就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迫使日军分散兵力。这对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态势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为了实施这一战略决策，新四军开始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他们第一步在江北秘密建立了一批交通站，储备了大量粮食和药品。同时，派出多支小分队渡江侦察，摸清了日军在长江沿岸的防御部署，为主力北渡创造条件。
1940年初，新四军开始实施北渡计划。第一个难题就是渡江点的选择。经过反复侦察，最终确定了三个主要渡江点：泰兴段、靖江段和如皋段。这三处江面较窄，水流平缓，且岸边有芦苇荡可以掩护。
首批渡江的是由陈挺率领的侦察分队。他们在1940年1月15日的深夜，用四艘渔船从泰兴段渡江。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被日军岸防哨所发现，渔船一定要关闭所有照明，完全依靠船工的经验掌握航向。当天江面有大雾，能见度不足十米，这反而成了天然的掩护。
渡江准备工作异常复杂。部队需要征集大量船只，但又不能惊动日伪。新四军采取了分散征用的办法，在江南各地陆续收集了近百艘渔船，将它们伪装成普通渔船，分散停泊在不同的港口。同时还组建了一支由当地渔民组成的船工队，他们熟悉长江水文，能在夜间精准把握航向。
装备运送是另一个重大挑战。步枪、手榴弹等轻武器可以由战士贴身携带，但机枪、迫击炮等重武器就需要特殊处理。为此，新四军专门制作了一批防水木箱，将武器拆解后装箱，再用油布多层包裹。每个木箱都绑有软木，即使落水也能漂浮。
1940年2月，新四军主力开始分批渡江。第一批是在2月8日晚，一个营的兵力从靖江段渡江。当晚风很大，船只颠簸得厉害。一艘载有30多人的渔船在江心突然进水，情况十分危急。附近的其他船只不得不停下来救援，结果整个渡江行动延误了两个多小时。所幸最终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日军很快发现了渡江行动的迹象。2月12日，日军出动了六艘巡逻艇在江面上来回巡查。新四军不得不暂停渡江行动，将已经集结的部队疏散隐蔽。直到2月15日夜里，趁着一场大雨的掩护才继续渡江。
最危险的一次渡江发生在2月20日。当时一个连的部队刚到江心，突然遭遇日军巡逻艇的探照灯扫射。情急之下，所有船只立即熄灭马灯，借着夜色向江北急驶。日军巡逻艇立即开火，但因为夜色太黑，加上大雾弥漫，射击并不准确。
为了应对日军的水上封锁，新四军还在江岸设立了临时观察哨。一经发现日军巡逻艇，就用预先约定的信号通知渡江部队。信号方式很特别：白天用不一样的颜色的旗帜，晚上则是用不同频率的灯光闪烁。这套联络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装备渡江也遭遇了不少波折。2月25日，一批运送重机枪的船只被日军巡逻艇发现。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落入敌手，押运人员不得不将装备投入江中。所幸这批装备都装在防水木箱里，第二天就被下游的渔民打捞上来，重新送到部队手中。
到1940年3月初，新四军主力终于完成了渡江行动。这次行动共动用渔船120余艘，分31批实施渡江，总计渡江人数达到4000多人。虽然过程异常艰难，但最终只有少量轻武器和物资受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940年3月，新四军主力完成渡江后，立即着手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首先选择盐城、阜宁、射阳三县交界地带作为根据地中心。这一地区地形复杂，有滩涂、芦苇荡和广袤的平原，便于部队机动和隐蔽。
建立根据地的第一步是发动群众。新四军在各村镇设立了工作组，首先帮助农民收割麦子、修补堤防。在阜宁县的戴庄，工作组帮助村民修复了一条被日军炸毁的灌溉渠，解决了300多亩农田的灌溉问题。这些实际行动很快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支持。
接着是建立基层政权。新四军在各村建立了抗日自卫队，由当地青年组成。这些自卫队不仅承担治安任务，还负责传递情报。在射阳县的一次行动中，正是靠着自卫队提供的情报，新四军及时有效地发现了日军的偷袭计划，避免了损失。
1940年4月，日军开始对新四军在苏北的活动进行反扑。他们从泰州、南通等地调集兵力，分三路向根据地推进。新四军采取了灵活的游击战术，主动避开日军的主力，转而袭击其补给线。在盐城西北的一次伏击战中，新四军摧毁了日军一个运输队，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展开。新四军接管了日伪遗留的盐场，恢复了制盐生产。在阜宁县的临海盐场，新四军组织了500多名盐工重新开工，每月可产盐近万担。这不仅解决了根据地的食盐供应，还通过盐的交易获得了经济收入。
教育工作同样受到重视。新四军在各区建立了简易小学，还开办了扫盲班。在射阳县的一个区，仅1940年上半年就建立了12所小学，招收学生近600人。教材是就地编写的，内容既有文化知识，也有抗日常识。
卫生系统的建立十分艰难。由于缺乏医疗设施和药品，新四军只能就地取材，建立起一套简易医疗网。他们培训了一批赤脚医生，收集草药，制作中药。在盐城建立的一个医疗所，就收集整理了200多种本地药材，解决了部队和群众的基本医疗需求。
交通联络是另一个重要问题。新四军利用当地的水网优势，组建了一支水上交通队。这支队伍使用当地常见的小木船，既可以运送物资，又能传递情报。他们在船底特别设计了暗格，可以藏匿文件和药品。即使遇到日军检查，也很难被发现。
1940年6月，日军对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扫荡＂。他们出动了一个师团的兵力，配备了坦克和飞机，企图一举摧毁新四军的根据地。面对优势敌人，新四军采取了＂钉子战术＂，在一些关键地点布置精干部队坚守，主力则化整为零，在日军后方袭扰。这场战斗持续了半个月，最终日军因补给困难不得不撤军。
到1940年底，苏北根据地已经初具规模。不仅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政权体系，还形成了一套军民配合的防卫体系。根据地的区域逐步扩大，从最初的三县发展到七县。虽然日军仍在不断＂扫荡＂，但已经没办法动摇根据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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