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校时就是团员，1969年3月份我在大队整党整团学习班脱产学习了几天；4月1日九大召开后，全国掀起了学习宣传九大精神的运动高潮，大队生产队派我去大圫铺买宣传用纸、笔墨颜料；大队派我去宣传九大先进集体省新华印刷一厂、市粮食一库等单位索取有关学习宣传资料；布置大队礼堂、生产队队部会场；刻钢板油印学习资料；给队上每户大门两边刷白，写门联。
当时正时兴家家建“宝书台”——在堂屋朝大门墙的正中用土砖砌一高宽各一米多，厚约半米的台子，粉成白色，台上正中有毛主席石膏像，像前摆放《毛主席语录本》和《选集》。宝书台的两边要写红字对联，中间要写一个又大又红的“忠”字，被黄花绿叶的向日葵簇拥。承队长特意安排，我荣幸地领受了美化“宝书台”的光荣任务。从那以后的上十天里，我分别上门去各户干活。
写大门对子和宝书台对联及“忠”字我用红油漆，写的字用仿宋体或黑体字，还算差强人意。画向日葵则用黄、绿油漆，鲜艳夺目。对联绝大多数都是引用毛主席诗词，比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这份政治工既适合我喜欢写写画画的本性，又可串门与社员及其家属密切接触，喝杯豆子茶、呷点浸坛菜，扯点家常增进感情，拉近关系，真是个好差事！
为配合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我舅舅根据当地解放前地主逼债，引起民怨和反抗冲突的真人真事，编写了一个花鼓戏剧本，并请喜欢拉二胡、唱花鼓戏的我叔外婆女婿周海南配曲，由我刻钢板油印剧本，分发给宣传队演员，利用业余和正工时间进行了多次排演。我和表姨邹屹都是“怕丑”、不爱抛头露面的人，也被点将勉为其难地作为演员参演，我扮一普通贫农，她扮一拄棍老妇。
排演成熟后，6月29日大队宣传队在大队礼堂正式向社员群众们献出了一台自编自导自演的现代花鼓戏“逼债风波”。那时礼堂没有舞台，我们就找了几个大扮桶反扣在地上，再在桶底上铺好木板，演员们就在这极其简陋的舞台上表演。由于剧情贴近生活接地气，又是熟人演，观众踊跃、反响强烈，收到了很好的阶级教育效果！7月3日我们高塘宣传队还应邀到公社机关里为机关干部、当地社员作了一场汇报演出，受到了公社嘉奖。
前面说过，我住在舅舅家，他家与同住祠内的我叔外婆家作为住家性质，与大队部、小学校在杨氏支祠内“三国鼎立”。那个年月政治运动多，大队部经常晚上有会议和相关活动，没有电灯照明，煤油灯亮小了，便买了一盏煤气灯用，还别说，“亮如白昼”且无油烟。
因我就住大队部旁，大队就安排我为点灯人，每逢晚上开会，我就到场点灯、照看、熄灯保管。灯的使用方法是，将煤油灌到底座油壶限量位置后，用灯上气筒向壶内打气加压，到适当气压后缓开油气出口，点燃沾上油雾的灯芯，灯就亮了。亮度大小由油气开关控制，灯亮一阵后，随着壶内气压减小，灯也慢慢暗了，这时我就要及时充气，如油不够了，也要添油保亮。
灯芯是浸过特殊液体的苎麻网做的，一经点火便由柔软而烧成网状固体，不能触碰和受震，否则会网破亮灭。一般的情况下，可使用若干小时，时间长了，灯网也会自然破损，不能发光了。
在我短暂的下乡期间，我在与本队贫下中农社员群众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共同劳动，了解了一些作田技能，深知粮食的来之不易，接受他们的再教育，与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的同时，还结识了一些本队以外的各色人等；对于一些亲友又有了更紧密的接触和亲近；对于一些以前基本上点头而过的熟人，也有过一段近距离相处，为一共同目标而齐心奋斗的特殊经历。
，当年二十好几岁了，属大龄单身青年。后经人介绍结识了长沙西长街落棚桥的女子周赛娥。周系城镇青年，属下乡对象，队长于1969年年中将其迎娶入门，周便比我更彻底、更坚定地投入了农村的怀抱！
数月后，我被招工走了，几十年来与易、周夫妇再未谋面。多年前听人说，周后来被招工到太平街酱园，易也随之进城打零工。再后来两夫妻在西长街摆摊做生意，赚了钱。电视里报道西长街涨大水，我还曾担心他们的货被淹，赛娥会不会要晒货吧？
为写此文，打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易队长早几年因醉酒溺亡！1969年五一劳动节我大哥骑单车来队上看我，特意为我和易照了张相：我扛锄头伴在魁梧的易身旁立于田头，俩人皆充满青春活力。如今天各一方，令人唏嘘！
，30多岁，人很和气与师生关系都好，住校。其夫在坡子街长沙县药材公司一单位工作，每到周末他就骑单车来校与夫人相聚。我曾借用他的车子回樊西巷家里两三次：或当天往返，或在家住一晚次日返校还车——我钻空子自行解决交通难题，到屋里“车”过转身“得路”到家了！
，靖港人，20多岁，身边带着66年出生的儿子李文革，老公在省商业储运公司工作，夫妻两地分居，后来任设法调到长沙市人汽公司当售票员，一家人团聚。退休后的任多次感慨：“要是当教师不改行，那退休工资肯定比现在多好多！”确实！但世事难料，事难两全，只能认了。
，40岁左右，可能读过老书（私塾）。教语文，家住离学校最远，与跳马区相邻的龙山塘队，每天步行到校。他教书认真，但我发现他竟闹了两次乌龙：
4月某日下午下雨，队上放假，我在与教室一板之隔的学校借给我作为卧室的小杂屋内休息，隔壁听到邹在给同学们宣讲九大文件，文件中提到半个世纪以来，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邹问学生半个世纪是好久，无人应答。邹说一个世纪就是一个花甲60年，半个世纪就是30年……
邹的墨笔字写得好，平时出通知、写标语都是他包干。为迎接国庆，他照例写了一幅大横幅挂在校大门上方，十七个字个个笔划雄浑、整体气势磅礴，尽显厚重书法功底。我前往欣赏，却大感美中不足！原来横幅十七字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纪念”，“纪念”二字是多余的蛇足。如要保持十七个字，先去除“纪念”二字，在“庆”字前面加热烈（或隆重）二字即可。
解放前是地主，曾任新德乡乡长，文革中被列为21种人。1969年某日大队开批斗会，他被揪上台挨斗。大队长兼贫协主席严大爹批他解放前压迫剥削农民，现在又想变天翻案，并拿着一本从张家搜出的《说岳全传》对张大声喝问：“岳飞是什么人啊？他是军官哪。你是想要他来救命吧……”其时，跪着的张扭着头看了严一眼，嘴巴动了几下，听不见说了什么。而台下看热闹的我，顿觉严肃的政治斗争徒成一幕滑稽闹剧……
，湖南×电视台元老，长期从事广播电视美术工作，其美术作品及电视剧舞美设计获奖无数。我中学同学彭建祥（现名彭鸿）1979年考入该台从事舞美工作，李为主考官。八几年某日，彭与电视台同事曾随李到大生塘帮张家扮禾，彭也由此对当年我下放的地方有个大概的印象。
是我姨父的舅舅，其儿子杨志成在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前积极参加“迎解”活动，协助筹集粮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当过开慧公社书记、郊区民政（财政？）局长。其妻杨明建文革前曾被内定为长沙县副县长人选，因文革而作罢。1969年她以县妇联主席的身份下放到大生塘队锻炼，我因此与其相识。她年富力强、高挑秀美、工作上的能力强，下队后不摆架子，与社员们打成一片，干活不让须眉，深获好评，是杨家好媳妇，队里的好社员。
1994年5月31日，我为我们湖南化工研究院在长沙市郊黎圫乡大桥村买地办厂的事去乡政府，巧遇25年未见的杨，她时任郊区工商局长，也来乡政府办事。因各有公务，我们的欣喜相聚又匆匆结束，双方从此再未谋面，近知她已辞世多年，她的音容笑貌我难忘怀！
行文至此，我特向各位介绍一下我下乡作田的启蒙者、联系人及接收户主——舅舅易久藩。舅舅1935年出生于贫农家庭，解放后积极参加土改等运动，自1954年农村合作化期间脱产担任基层干部起，几十年来先后担任农业社会计、大队会计及党团书记。曾任南圫公社卫生院长、企业单位主办会计，获会计师职称，各种奖励无数。1989年退休，1990年起在黑石铺从事书刊、眼镜、石刻等多种经营18年，2008年迁居暮云老街，继续从事石刻业务至今。
舅舅从1994年60岁（虚岁）生日赴京旅游起，之后每年都要出游几次，并立誓在满80岁之前走遍全国、环游五洲。通过不懈努力，2015年舅舅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截至新冠肺炎肆虐之前的2019年底止，舅舅共走遍全国各省、区、直辖市、港澳台；环游五大洲26国，海陆空总行程30.1万公里（其中飞行16万公里）；绘制了历次旅游路线多万字的游记、刻录了大量旅游光碟；收藏照片近万张。他设置了36平方的照片墙，分20个栏目选贴了1200多张照片，展示国内外美景及人物，被誉为“旅游达人”，接受各个媒体采访80多次，文字、视频报道共70多次。
如今舅舅已过八十八岁米寿，仍思维敏捷、耳聪目明。他说要像我103岁仍健在的妈妈、她的姐姐一样，健康活过一百岁，做一个快乐的健康老人！
。1969年队上双抢人手紧张，我便主动提出请二哥的长沙童鞋厂来人支援。获准后，我即通过长途电线日下午进城去具体落实好相关事宜，16日我便作为向导带着童鞋厂10多个男女青年组成的支农队，步行去队上。至今我只记得蒋梦麟、陈定波、杜兆黔、周长久、安伢子几个男的、陈永红（现名陈湘莎）、李菊云、彭红辉3个女的名字，其余的忘记了。到了队上后，他们被分散住到几户社员家，并与主家同吃（付伙食费）。
第二天起支农队员们便和我们大家一起下田，投入火热的双抢战斗。他们的参与给沉闷的田间地头，增添了一道工农合作、生机勃勃的靓丽风景线！
每天晚上洗完澡后，支农队员们便来到六子塘北边塘基上歇凉、休闲。女的不怕蚊子咬，穿着漂亮的裙子，有社员开玩笑说：“你看她们城里妹子啰，天天晚上用撒网子（裙子）到六子塘里网鱼！”
到了队上扮禾结束后，7月29日支农队告别了朝夕相处了半个月的父老乡亲，满怀得到的两份沉甸甸的收获——一份稻谷丰产的收获；一份与乡亲们结下深厚情谊的收获——喜悦凯旋了！
1969年9月8日，南圫公社召开第一次下乡知青会议。那天，我们从六子塘西边翻过一个岭到了云塘大队，再经过我舅妈娘家月塘大队，经过湖塘大队、北塘大队、公社第—机砖厂，远远可见竖立的高大烟筒；经过花园大队最后到了位于
公社机关设在一座老旧的大屋内，房间很多。来自全公社各大队的下乡知青来了很多。都是同龄人，都是同一身份的年轻人，大多都是第一次见到，大家很兴奋！
公社负责人先介绍了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再总结了大半年来知识青年们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过程中，战天斗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表扬了一些先进典型；同时也指出了少数知青人下了乡，心还冇下乡，混日子等不良现象。最后勉励全体知青继续努力做一个合格的新农民……
当天下午我即走路赶到区里，才知道本公社还有3个代表，分别是：北塘大队南圫岭生产队的程豫湘、湖塘大队居恭塘生产队的文伯煌、南圫大队羊零塘生产队的蒋玉珊（女），另有大圫公社先锋大队林家嘴生产队刘福君，大圫公社桂井大队深水垅生产队的李嗣佑、洞井公社桃阳大队油梓塘生产队的王亚元及两个忘了来自什么地方叫何名字的女知青。三个公社共九个代表，大圫区代表队领队是一个20多岁的女张杏元。
县政府报到，入住县招待所。县知青积代会9月15—18日召开，全县约万名下乡知青中产生的300多名代表齐聚一堂，听取了县革委副主任梁恭武作的知青工作总结报告，及县人武部邹副政委的形势报告。几十名知青典型和接受知青再教育工作先进单位代表作了汇报发言。我中学女同学彭曼新也出席了会议，4天时间300多人中我竟与其擦肩而过，互不知晓，殊为可惜！
9月20、21日，我们4个会议代表到公社汇报会议情况，公社要我写一份以4人名义发给全公社知青的倡议书——传达县知识青年积代会精神及我们的体会。9月28日，公社召开了第二次知青大会，宣读和分发了我们的倡议书。
的消息。据我推测，这之后将肯定会经过由大队推荐招工对象、公社综合评审确定的一系列程序。
我意外地发现4个出席县知青积代会的只有蒋玉珊没被招工，为她惋惜！但也觉得我们前不久在倡议书中“扎根农村”的誓言言犹在耳、白纸黑字仍墨迹未干，如“”全走光，岂不是莫大的讽刺！？小蒋继续留守，不知后来情况如何？愿她平安幸福！
11月7日体检合格符合招工条件的知青被召集到公社开会，共17人。至此，我才与除了邹芝范和一起开过县积代会的文伯煌、程豫湘外的其他13位知青正式见面。公社负责人祝贺我们即将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勉励大家继续保持与工农相结合的实干精神，并通知我们10日下午去区里集合，11日去县里等分配，此前要办好户口粮食迁移关系。
，办好了招工进厂后第一个月的粮食指标手续，9日又办好了安置费余款结算及户口迁移等手续。此前我就请了两天假去屋后
砍柴，十个月来我承蒙舅舅舅妈各方面无微不至的关照，心中充满感激，想在走之前干点活，略表谢意。
11月10日上午我告别了慷慨热情地接纳我、无微不至地指教、帮助我的六子塘队的父老乡亲们，下午携带简单行李从舅舅家出发，与邹芝范一起前往大圫区公所与南圫、大圫、洞井三个公社的被招工知青一起集中留宿。
（现湘雅医院）。12日县里组织我们学习，宣传招工的重要意义及强调必须要服从分配，作好奔赴新的工作岗位的准备。
据近日原农药厂招工人罗运泽老人解释，当年市招工办委托各招工单位招工人员分别到全县各地按定额招工，完毕后由长沙县集中统一分配到各厂，所以大多有被招与被分不是同一单位的情况存在。至于我们一些男青年由“湘无”临时改分到“农药厂”则是因为招的女工较多，而适合女方的厂子较少，故把我们男工从“湘无”撤出，而安排更多女工进入，是合适的举措。我们南圫公社5个女知青就这样成为招入该厂的“五朵金花”，其余12个男知青，分到农药厂7个、热处理厂2个、帆布厂、机瓦厂、麻石公司各一个。见表：
前左起：王亚元、刘福君、李正明；中左二张杏元、左三蒋玉珊；后左起：李嗣佑、程豫湘丶文伯煌
我曾和知青同事开玩笑说，我们17个人可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大家庭：用文的麻石打基脚，唐的砖瓦起屋，穿严的帆布衣，呷我7个用农药从虫口里夺回的粮食，在做着豫、湘公司制作的汽车配件生意日进斗金之余，欣赏“湘江”牌收音机播出的“五朵金花”乐曲，衣食住商娱，一应俱全，小康生活妙不可言……啊呀，想得美！
1969年11月13日上午起，800多名下乡作田洗脚上岸的新工人便陆续被各厂招工人员接走，好多厂子是开了挂着迎接新工人的大横幅敲锣打鼓来接的。来接我们25个新工人的农药厂罗运泽大哥20多岁，他告诉我们厂子在河西高塘岭，要我们去
搭下午2点去望城码头的湘阴班客轮。他去长沙县金井区几个公社招工，出来好久，身上没钱了且要回家，要我们自己先垫钱买票，到时会报销（票价0.4元），上岸有人接……
我和刚结识同住湖南医学院南院学生宿舍一室的插友盛奇文，一人抽了一根搁床板的木棍，挑起被包木箱，出大门时被门卫没收了木棍，只好狼狈地背包提箱在马路上拦了一辆人力车，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坐上人力车，向船码头赶去。
下午2点湘阴班鸣笛启航北下，船靠丁字湾时码头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迎新队伍阵容壮观，我们公社的文伯煌与他十几个清一色的年轻伢子同事下船与麻石公司的迎新队会合。船到望城码头我们意外发现没趸船，只能转坐小划子上岸（收费5分）。
上岸后，厂里两个副工带了两部板车装了我们的箱包，我们25个人伴着板车走了五六里冷清的沙石路，来到偏居高塘岭西南一角的长沙农药厂。
，厂子小而简陋，各方面条件差，宿舍还在建，我们只可以暂借市人民银行高塘岭营业所的房子栖身……一天来连续遇到不顺心的事，使我感到好像是第二次下乡作田。
1966年，我在长沙樊西巷老家对面的长沙县花鼓剧团的大院里，看到过长沙红旗氮肥厂、长沙农药厂两厂筹建处的牌子，绝对想不到三年后我会到农药厂务工。而氮肥厂就在我厂旁边，花鼓剧团则迁到了高塘岭街上原市委党校旧址。更奇巧的是
表姨邹屹在我和邹芝范招工之后，被大队安排到高塘小学代课，她漂亮温柔，先后有未婚的县、区公社多名国家干部对她有意，经常以检查工作的名义来到学校（或大队部）意在与之接触，获取芳心，但均未如愿。1971年邹屹考取了长沙市师训班，离开了生活了两年多的农村，至此高塘大队再无下乡知青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持续了20多年，这项运动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取得了极大的成绩，当然也存在一些经验教训，运动深深影响了千百万青年人的命运。作为一个曾经的短暂务农的作田人，几十年过后再回顾往事，感慨万千！
随着长沙城区的逐步扩大，我下乡的高塘大队已与云塘大队合并为天心区暮云街道高云村，村民们已成为城市居民，住着高云小区6层的安置房，还有房屋出租。小区与长沙理工大学南校区隔着万家丽路南北相望，原来的大生塘队与六子塘队地盘上建起了一个大楼盘——丽发新城。那一带交通方便，有几路公交车线路，从我现在住的芙蓉中路坐公交车很快就可以到高云小区、丽发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