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保定市城东关大校场内传出了两声响亮的枪声，两个人因此毙命。
短短的两声枪响，先是传遍了全保定，之后又传遍了全河北，最后传遍了全中国。
虽然至今已经过了近70年，但人们仍然能够清晰地“听到”这两声枪声的“回响”。
刘青山和张子善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桩反腐败案件，也是“三反运动”中的典型案例，因此被称为新中国第一贪污案。
当初刘青山和张子善被逮捕时，有人甚至找到毛主席面前为他们二人求情，结果毛主席只回了一句话：“是要他俩，还是要新中国？”
那么，刘青山和张子善到底犯了多大事，能让毛主席将他们的性命和新中国挂钩呢？
1949年3月23日，河北西柏坡内弥漫着一股喜庆气氛，所有人都知道，毛主席决定在这一天将党中央迁往北京。
平素沉稳的毛主席也笑呵呵地对们说道：“今天是我们进京‘赶考’的日子，‘赶考’嘛，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站在毛主席旁边的周恩来，知道毛主席这话有提点干部们的意思，抱着双手笑着说道：“我们该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主席点了一根烟说道：“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希望考个好成绩。”
大明崇祯17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明朝首都北京后，仅仅当了42天皇帝就退出了北京的教训，让毛主席一直引以为戒。
他深知敌人在武力方面是不可能征服人的，但是资产阶级的软化行为，则有可能征服队伍中意志薄弱者。
有一些人可能没有被拿枪的敌人征服，但经不住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势，最终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因此毛主席心中一直对干部的问题抱有高度警惕。
在的领导下，新中国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央到地方，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先后被动员起来，饱含热情的投入到了这三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
在这些运动相继展开的同时，一场针对政权内腐败分子的运动，也开始酝酿起来。
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我国财政向国防军事方面做了大量倾斜，民生方面受到了极大影响。
因此，毛主席在1951年10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明白准确地提出要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增加生产、厉行节约）。
随着增产节约运动暴露出的贪污浪费现象的增多，党中央敏锐地意识到，在增产节约运动展开的同时，也要注重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的腐败问题。
因此，在1951年的冬天，针对政权内部分子为斗争矛头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就像疾风骤雨一般迅速展开。
党中央对这次运动十分重视，明确规定：凡是贪污旧币1亿元（1万人民币）以上，就是“大老虎”，1亿元旧币以下1,000万元旧币以上（1万人民币以下，1000人民币以上）为“小老虎”，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只要发现现象，一律撤职查办。（旧人民币，10000元等于现在的人民币1元）
情节较轻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予以撤职查办并判处劳动改造，情节很严重的分子，甚至会被直接枪毙。
1932年，刘青山在高蠡暴动中和18名游击队员被敌人逮捕，当其他18名游击队员被敌人用铡刀铡死后，行刑的刽子手因为觉得16岁的刘青山太过年轻，动了怜悯之心，将他当场释放了。
有过这次接近死亡的经历后，刘青山从此以后变得无所畏惧，在战斗中总是冲锋在前，并立下了赫赫战功，得到了大量升迁的机会。
抗日战争期间，刘青山被任命为河北省大城县县委书记，领导游击队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使大城县的抗日力量不断壮大，日本人甚至对他发出了1500块大洋的悬赏。
张子善于1914年生于河北省深县，在革命时期曾被反动派抓住并蹲了三年牢，并参加了监狱内的绝食运动，以示绝不和反动派作妥协。
1944年，被任命为献县县委书记的张子善，率领当地抗日武装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搏斗，并多次立下战功。
1949年后调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兼天津专区（专区行政公署）专员（行署专员，为最高行政长官）。
天津专区成立于1949年8月，驻地在天津以西三十里处的杨柳青镇，处于北京和天津两座城市中间，受河北省管辖。
刘青山和张子善上任不久，天津专区遭受了暴雨袭击，本就因为连年战乱导致生活水平低下的百姓，急需领导干部带领他们走出困境。
然而刘青山和张子善当上地区领导没多久就抛弃了革命信念，不去领导人民群众组织生产自救，反而一门心思投入到了“机关生产”中。
所谓的“机关生产”指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因为财政困难的缘故，允许各级党政机关能够最终靠集资、投资的方式，开办一些营利性公司企业，弥补财政上的不足。
省委通过拨放补贴及粮款的方式，鼓励当地人民整治河道，这些补贴和粮款由专区供销合作社管辖。
刘青山和张子善对这笔专款十分眼红，为了“合理”地挪动这笔专款，成立了一个直属于“机关生产管理处”的“河工供应站”，并通知供销合作社省委拨款由“河工供应站”分配。
在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指挥下，“河工供应站”在采购修筑河堤的物资时以次充好，导致修好的河堤发生决堤事故，造成数人死亡。
同时刘青山和张子善为了贪污公款，还令“河工供应站”采购了20万吨发霉、发坏的玉米，冒充好粮食供修河民工食用，造成十余名民工死亡。
同时，他们还擅自抬高了河工食品粮油菜的价格，导致一些河工连饭都吃不起，就这样，刘青山和张子善通过“河工供应站”，非法剥夺修河民工220万斤粮食，相当于22亿元(旧币,下同)。
1950年10月，中央决定在天津专区武清县修建一座飞机场，专门拨了包含占地移民费用在内的29亿元专款，结果刘青山和张子善直接挪用了其中20亿元，建立了一座电线厂为自己牟利，导致大量民众因为修建飞机场而流离失所。
随着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的钱慢慢的变多，他们不再满足于只有“河工供应站”这一只“下蛋的母鸡”，决定“开拓更多财路”。
1951年4月，因为天津市场木材价格持续上涨，刘青山，张子善派遣一名“生产管理处”的干部，手持天津军区司令部执照和天津地委9号证章前往东北，以“为灾民造船”的名义，以一立方米72万元的价格骗购了4000立方米的木材。
这批木材运到天津后，刘青山，张子善以一立方米200万的价格卖给宝坻县的灾民造船，剩下的钱都入了他们两人的腰包。
后来刘青山和张子善结识了一个叫做张文仪的女商人。张文仪虽已年过五旬，但平时装扮时髦，颇有几分风韵。
她丈夫是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生产管理处供销科科长阎堤，刘青山和张子善将张文仪视作自己的“财神爷”，两人交给张文仪49亿元公款，让其倒卖复写纸，非法获利1亿3千元。
后来刘青山和张子善从张文仪处得知，汉口中南器械公司将对外出售价值四五十亿的马口铁，如果将之倒卖能有“成对利润”，于是挪用了49亿元公款交给张文仪，让她去购买马口铁。
结果张文仪没去购买马口铁，反而把钱存到了银行里生利息并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给国家造成了21亿元资产的损失。
通过赚取了大钱的刘青山和张子善变得越发狂妄，比如刘青山曾公开表示：“我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
后来刘青山买下了天津马场地18号的1幢2层小洋楼，此地原是张学良手下一名副官的房产，后被一恶霸买下作为住宅，几经辗转到了刘青山的手里。
刘青山买下这座小洋楼后不久，就以“养病”的名义搬离了位于杨柳青的地委大院，住进这座“刘公馆”。
就算外出也无非只去两个地方，一个是机关生产管理处，以筹划贪污事宜，一个就是去旧社会天津妓院所在的南市。
他每次都化妆成一个商人的样子，去妓院“暗访”，妓院被取缔后，他又悄悄地去一些打着舞会旗号的地下妓院。
后来他又挪用3.6亿公款从香港买回了两辆美国的高级轿车，一辆送给了河北的一位领导，另一辆留在身边自己用。
炊事员为了迎合他的这个奇怪的癖好，绞尽脑汁之下终于想到了方法：先将白菜和肉做成饺子馅，再将洗好的韭菜放到饺子里，将韭菜的根茎留在外面，等到饺子煮熟之后，将韭菜的根茎连叶子一起抽出来，这样饺子里就只剩下韭菜味，而见不到一点韭菜了。
张子善则喜欢玩车，他曾经挪用公款一口气给自己买了5辆轿车，他招待客人时，通常都会点8-16个菜，吃完饭后他们就去看戏，享受“一条龙”服务。
1951年夏，河北省委决定调整刘青山张子善两人的工作，结果两人因为舍不得能给自己“生钱”的“机关生产管理处”，都想留在当地，结果起了内讧并开始互相攻击，两人的不和让天津地委的一些正义之士看到了发声的机会。
1951年10月4日，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就刘青山、张子善私自挪用地方粮款、修飞机场节余款、挪动银行贷款搞机关生产等问题，向省政府的一位领导作了反映。
结果那位省政府领导不但没有将此事向省委省政府做汇报，反而在两天后将李克才举报的事情告诉了张子善。
张子善为了堵住李克才的嘴，在得知李克才的妻子刚刚生了个孩子后，亲自登门给李克才的妻子送了200万元的贺礼，结果李克才知道此事后，当即命令警卫员将这200万元原数奉还。
此时，刘青山已调任为石家庄市市委副书记，升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张子善见李克才如此不给自己“面子”，十分愤怒，此后经常给李克才“小鞋穿”。
李克才被逼无奈之下，向省委提出外调他处的请求，结果始终没得到批准。被逼无奈之下，李克才决定赌一把，孤身一人走进省委大院，向主管纪检工作的省委组织部长、省纪检委副书记薛迅当面揭发了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
河北省委对李克才反映的情况很看重，迅速派遣了一支由精干人员组成的高规格组奔赴天津地区，经过半个月的摸底审查，检查小组确认天津地委中的确存在严重问题，建议省委省政府立即处理。
1951年11月21日，河北省省委召开第三届党代会时，正好赶上中央和毛主席发动“三反”斗争。
省委副书记马国瑞传达完中央关于“三反”斗争的指示后，李克才第一个站了出来，当着800多名与会代表的面，公开揭发了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腐败行为。
在李克才的带动下，又有大量代表对刘青山、张子善的行为进行了揭发，河北省委省政府当即决定成立调查委员会。
经过调查后发现，刘青山和张子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总共贪污了171亿6272万元公款（旧人民币，10000元等于现在的人民币1元）。
当时国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连毛主席每天都粗茶淡饭，穿着有补丁的衣服，而张子善和刘青山穿的衣服要么是最好的布做的，要么是动物皮做的，顿顿有细粮，餐餐有酒肉，他们洗一次澡的费用就等于一户普通人家一个月的生活开销。
华北局于1月29日，向中央做了名为《河北省天津地委贪污浪费严重，拟将刘、张逮捕法办》的报告。
见到这封电报后十分震怒，当即批示，对于刘、张二人的案情要深入调查，将这封电文向各级党委转发学习，将刘青山、张子善当作典型处理并在全国范围内更深入的展开严查贪腐的活动。
在华北局紧急电文发出的当日，河北省公安厅的公安人员在保定市西关的一家饭店内，抓获了代表天津地区出席河北省第3次代表会议的张子善。
当公安人员亮出逮捕证时，张子善整个人都懵了，等他反应过来后，像疯了一样开始挣扎，并喊道：“为什么抓我？我有什么罪？”
此时，刘青山正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一员，在奥地利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突然之间就收到了河北省委要他回国，去北京“述职”的命令。
当刘青山乘坐列车到达天津时，两名穿着便服的年轻人走到他所在的软卧包厢说道：“刘青山，请您下车。”
然而不管刘青山如何抵抗，终究是被拉到了停在站台上的一辆吉普车内，一路送到了省公安厅准备的看守地点。
12月4日，河北省委正式作出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并上报中央批准。
不久之后，河北省委正式向河北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所有接受刘张二人贿赂礼物的干部，必须无例外、无保留地进行检讨，并向党组织提交申请书，听候党的审查处理，凡是刻意隐瞒不报或者报而不实的，必将予以严惩。
1925年1月15日，河北省召开了有6000多名省直机关干部出席的反贪污坦白检举大会，逮捕了大量拒不坦白的重大贪污分子。
1月31日，省直机关又召开了一场近万人参与的反贪污斗争大会，当场逮捕了一批贪污分子，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贪污、揭发分子的运动，在河北乃至全国范围内正式浩浩荡荡的展开。
当时华北局内部意见不一，有的人觉得对刘、张二人应该“重判不毙”，有的人觉得应该立即枪毙，以儆效尤。
华北局在征求天津地区500多名党员的意见时，有60%的党员表示支持判处二人死刑，还有40%的党员表示反对。
最终华北局决定请毛主席拿主意，毛主席在听取了党内外人员的意见后，决定对两人予以死刑。
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一位老领导知道此事后，专门找毛主席求情，希望主席能看在两人在战争年代，为党组织出生入死有过功劳的份上，不要枪毙他们，而是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结果毛主席对此明确说了反对，他说：“正因为刘青山和张子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才必须要下定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两个，才有机会拯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错误的干部。”
不过党中央也没有忘记两人的功劳，专门指示河北省委：行刑时子弹别打脑袋，打后心；两人死后妥善安葬，棺木钱从公费出；两人家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子女由国家抚养。
为了彰显政府开展“三反”运动的决心，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保定召开了两万人参与的公审大会，当着人民的面揭示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
大会结束后，河北省主席杨秀峰当场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签发的死刑核准令，之后刘、张二人被押到了保定东关大校场。
东关大校场最早是袁世凯创办的“东关大学堂”，时光荏苒，当地长满了杂草，成为了人民政府处决犯人的刑场。
刘青山和张子善在公安警察的押解下走下车后，一眼就看到了摆放在刑场内的两口紫红色的松木棺材，腿不由自主地软了下来。
然而不管他们如何害怕，终究是没能逃脱被枪毙的命运，两声枪响过后，刘青山和张子善毙命，东关大校场又陷入了寂静中。
在刘青山和张子善案件被揭露之前，《人民日报》还曾发表社论称：“贪腐问题主要发生在留用人员中，他们占了全部贪腐人员的99％，剩下的1％为参加革命较久，进入城市后接受了反动派所遗留的恶习影响，迅速堕落的人民革命事业的害虫”。
但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让党中央认识到贪腐问题已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下定决心一定要严查贪腐问题，经过全面、细致的深入调查，揪出了大量“人民的蛀虫”，其中有42人情节严重被直接枪毙，上万人被送进了监狱。
刘青山和张子善贪腐案至今已经过了近70年，然而东关大校场的两声枪响至今仍然“清晰可闻”，彰显着分子的下场，以及中国反腐的决心。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