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就连和他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都在这里做过生意。父亲和儿子的生意是在不同时期分开做的。在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时候，他们想到的，都是通过个人勤劳的双手，劳动挣钱。
1918年4月，正在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执教的杨昌济，接受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
6月，杨昌济一家乘坐火车去北京。部分学生到长沙火车站送行，和杨昌济谈起了他们求学的苦衷。当时的湖南，战乱为祸，没有正式的大学，只有一个民办的雅礼大学预科班，即将毕业想继续深造的学生们都不愿意进这所学校。
杨昌济要去的北京，大学多。担心家里面拿不出学费的学生想让杨昌济联系一下，看那里有没有不收学费或者少收学费的大学。
学生的请求让杨昌济想起了他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的确有不少外国青年一边打工一边上学的事情，就是勤工俭学。
为了“兴勤俭乐学之风，输世界文明于国内”，1912年初，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北京创办了留法俭学会，开办了留法预备学校。1915年6月，他们在法国巴黎成立了勤工俭学会，1916年6月又成立了华法教育会。
杨昌济答应学生们，他到北京后就帮忙联系此事。联系好了，他就写信来，并让、肖子升、蔡和森在长沙组织招生报名。
、肖子升、蔡和森是杨昌济在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最器重的三个学生。杨昌济曾经说过，他们三个都是学生中的佼佼者，是他教过的学生中天赋最高的三个。
杨昌济走后，回到学校，才清楚自己已经被聘为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主事。
7月初，就接到了杨昌济北京的来信，说是法国政府又来中国招募工人，愿意勤工俭学的同学8月底能到北京的，9月初便可出国。
由衷地为同学们感到高兴，他把一师附小的事情安排好后，便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组织上来，和肖子升、蔡和森一起很快组织起了24个人。
蔡和森先行进京申领出国护照，联系协调好各项具体事宜后，从北京向湖南发去急信，要赴法同学火速启程。
这是湖南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决定亲自把他们送到北京。这时，的九哥、一师学监兼数学教员王季范慌忙跑来劝阻说，你附小主事的薪水比我这个学监还要高，要倍加珍惜，不能还没坐热就走人。
解释说，赴法勤工俭学，意义重大，不亲自带队放心不下。再说，火车直通北京，来回最多半个月时间，耽误不了多少事情。
从湘江坐船到汉口，再从汉口坐火车去北京，带着同学们8月15日出发，8月19日到了北京。
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了杨昌济在北京的家。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杨昌济告诉，法方通知，赴法勤工俭学的人员要延缓启程。因为正逢法国劳务市场是淡季，劳务部门不好安排工作。
估计要延缓到第二年的二三月份。把这一消息告诉给同学们的时候，大家都不知该怎么办为好。一下子延期六七个月，是留在北京干等，还是先回去明年再来呢？很难抉择。
返回湖南很可能前功尽弃，有些人说不定就会打消再来的念头。于是大家商量后决定，还是留在北京等。
留在北京要住要吃要喝，都得花钱，带领大家一边打工一边补习法文，既解决钱的问题，又为今后到法国打好语言基础。
偌大的北京，人生地不熟，为了找工作，只好再次找杨昌济帮忙。杨昌济用上了全部关系，帮助解决了10多个人的就业问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临时管理员。
熬了一段时间，法国劳务部门终于传来新消息，说是赴法同学春节过后可以启程。
离开北京，到杨昌济家去辞行。在长沙，杨开慧和相识相知已经有了将近4年时间，在北京又频繁接触了几个月，深深爱上了的杨开慧希望留在北京发展。
觉得，北京精英荟萃，自己一个师范毕业生很难有所作为，还是想回到熟悉他、了解他，更容易接受他的湖南去。
1919年3月14日，和同学们到达上海。赴法同学将从上海乘船去法国。可是湖南的学生被安排在第二批出发，要乘坐的法国游轮还远在途中，不知道又要等到什么时候。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打工挣的铜板慢慢的变少，很快连正常的生活都难以为继。
肖子升和蔡和森都劝返回湖南，但坚持说，送佛要送到西。肖子升和蔡和森问，你靠什么坚持，你身上还有多少钱拿出来看看。俏皮地回答说，钱是不能轻易示人的。
家有黄金，邻有等秤，大伙劝不要打肿脸充胖子。说，不充胖子，但要舍命陪君子，还说，上海的钱比北京好挣。
租下一间小房子，买一个木盆一只水桶，在门外挂上“洗衣店”的木质招牌，写上“大小同价，三天取衣”的承诺，的洗衣店开张了。
别的洗衣店都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妇女，风华正茂的青年坐在洗衣店里，让很多人觉得好奇，不可思议。越是对外说明他是个走投无路的穷学生，外人越是不相信，觉得他就是个满腹经纶的老板，谈吐斯文而又不凡。
来到洗衣店的顾客，都不是一般人，个个都是西装革履。洗衣店的生意出奇地兴隆，有人带着换洗衣服慕名而来，有人甚至专门来看稀罕，心想保不准眼前这人就是一个故意作秀的实业大亨。
蔡和森的女朋友向警予、妈妈葛健豪、妹妹蔡畅都是赴法人员，见一个人忙都忙不过来，便都到的洗衣店里帮忙。她们对把洗衣店开得如此红火感到不可思议。风趣地说道，我有家族遗传优势，从小看着爹做生意，耳濡目染不想学却看都看会了。
可是洗衣店开张还没10天，法国的油轮就到港了。同学们可以启程了，自然关了洗衣店。把同学们送上船告别后，回到了长沙。
开洗衣店的生意结束了，下面，我们再看看他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又为何需要做生意，做的什么生意吧。
1930年10月24日凌晨，还在睡梦中的毛岸英被枪托撞门的声音和杂乱的吆喝声惊醒了。他睁开眼睛，看见妈妈杨开慧被提着枪的大兵从另一间屋子推了出来，押着往外走。
“不去不去，我妈妈是好人，哪也不去！”毛岸英冲到妈妈面前挡住路说。敌兵一把拖开毛岸英，说要把毛岸英也带走。
毛岸英和妈妈先是被关在长沙警备司令部，后被关进陆军监狱。受尽种种酷刑，拒不配合敌人的杨开慧最终在敌人罪恶的子弹下英勇就义。
然而生活在杨开慧母亲在板仓村的家里的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成了敌人的“诱饵”，便衣特务轮流在通往外界的路口守候着，有时还偷偷潜入板仓村内，在杨家老屋周围探头探脑地窥视。
1931年春节过后，板仓村出现了一个讨饭的乞丐，蓬头垢面，挨家挨户乞讨。
一天，乞丐来到杨家门外，杨开慧母亲向振熙正在门外场地上逗着3个外孙玩。乞丐含含糊糊喊了一声“岸英”，毛岸英警觉地问，你是哪个，怎么认识我？
舅妈李崇德端来半碗干饭，乞丐接过倒进自己的布袋，往回送空碗的时候，把藏在袖筒中的纸团放了进去。
纸团传递的信息，是让把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送到上海，投奔二叔毛泽民。
向振熙和李崇德以带3个孩子出去吃娘家侄媳妇满月酒的理由，骗过了特务的盘查，坐火车到汉口，又从汉口坐船到了上海。
二叔毛泽民和二审钱希钧把3个孩子紧紧揽入怀中，热泪纵横。毛岸英说，妈妈是被敌人杀害的，要找到爸爸，让爸爸多打敌人为妈妈报仇。
三兄弟进了中国互济会主办的上海大同幼稚园。上海大同幼稚园是专门抚养烈士遗孤和父母没办法照顾的高级干部子女的幼稚园，由党组织供给全部经费。
在幼稚园，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安全，孩子都用假名，毛岸英改叫杨永福，毛岸青改叫杨永寿，毛岸龙叫龙龙。虽然改了名字，但他们都得到二叔、二婶的关心与温暖。
可惜好景不长，投降叛变的叛徒带着特务，严重破坏了上海地下中央机关。形势危急之下，中央通知毛泽民、钱希钧立即往香港转移。毛泽民申请去幼稚园向侄子们告别，可惜时间不允许，组织上没有批准。
局势风云突变，中国互济会没能力继续提供救助经费，上海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其他孩子都被家长或者亲属和朋友领走了，幼稚园的院子顿时显得空荡荡起来，只剩下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3个孩子。
幼稚园阿姨提醒3个孩子快点离开，毛岸英说他们没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这时，幼稚园园长董健吾带着毛泽民当初的托付，不顾危险把三个孩子带回了自己家中。
董健吾是个教徒，他创办的互济会和大同幼稚园名义上是基督教主办的，实际上由宋庆龄资助，受地下党领导。因此，董健吾被称为“红色牧师”。
董健吾开了一家古玩店，叫松柏斋，由现任夫人郑兰芳经营。实际上，古玩店是一个秘密联络点。
郑兰芳很喜欢3个孩子，让大一点的毛岸英、毛岸青去上学，让毛岸龙在家里玩。
可是越来越严重，身份暴露的董健吾不得不去武汉工作，只好把3个孩子送到前妻黄慧光家里。黄慧光是个家庭妇女，没有职业，除了大儿子董寿琪在工作挣钱外，还有3个孩子都在读书。
现在又增加了3个孩子，董寿琪一个人的收入养不活8个人。没有办法，黄慧光就让孩子们不上学了，自己又接了一些洗衣服、扎纸花的零碎活在家做，换一点微薄的收入。
为了孩子们的安全，黄慧光搬了3次家。房子越换越破，生活水平越搬越低。餐桌上，先是青菜变成咸菜，后来干脆没有菜；干饭成了稀饭，稀饭还从一天3顿变成2顿。黄慧光自己连稀饭都不舍得吃，总是先给孩子吃。孩子吃的有剩下的，她就吃一点。没有剩下的，她就饿着。
即便这样，眼看着稀饭也要断顿了。毛岸英、毛岸青提出要出去打工挣钱，黄慧光没有答应。
毛岸英和毛岸青偷偷跑出去了。小兄弟俩不知道哪里才能挣到钱，在街头的店铺间走来走去。店铺的老板们呵斥小兄弟俩不要到处乱晃悠，耽误他们做生意。
当毛岸英终于放开胆子对一家店铺老板说想找点活干时，老板给出一副满脸不屑的神情，摆动着手臂让他们赶快走开。
遭了白眼，毛岸英和毛岸青不敢灰心，他们继续寻找目标。在一个弄堂里，他们看见一对烤烧饼的夫妇样子很和善，就上去问要不要找人干活。
老板娘说一个烧饼炉子两个人足够了，只是烤出来的烧饼不好卖。毛岸英立即提出，我们帮你们卖烧饼，行不行？老板娘说行，每卖10个烧饼就给你们1个，多卖多给，不卖不给。
毛岸英答应了老板娘的条件。老板娘拿出一个两头系了绳子的木箱盖子，挂到毛岸英脖子上。然后，老板娘在木箱盖子上放了20个烧饼，按照承诺又多给了2个。这时，老板娘让毛岸英先付款。
没有钱付的毛岸英恳求说，卖了再付钱。老板娘说没有钱不能拿货，又不认识，怎么能赊账呢。第一次别人不相信也在情理之中，毛岸英提出一个主意，留下毛岸青在这里作人质，总可以了吧。
第一次沿街叫卖，毛岸英喊了几嗓子之后，总是觉得难为情，不自然。也许是运气好，恰巧有户人家的女佣一口气把烧饼全部给买了。
毛岸英兴冲冲地跑回烧饼铺。老板娘见烧饼这么快就卖完了，也很高兴，索性给毛岸青的脖子上也挂了一个木箱盖子。
兄弟俩卖了一天烧饼才回家，不知黄慧光在家里急得直跺脚。看到兄弟俩赚了些钱，还拿回几个烧饼，黄慧光是又生气又心疼。
毛岸英、毛岸青继续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卖烧饼，但免不了受到地痞流氓的欺辱。那些地痞流氓，高兴时吃烧饼不给钱，不高兴时不但白吃烧饼，还要对兄弟俩拳脚相加。兄弟俩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
卖烧饼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兄弟俩只好寻找新门路。通过观察，毛岸英发现了一个商机。有座水上拱桥，拱顶高高的，那些拉货的车夫每走到这儿，便会非常吃力，不得不攒足力气一下子冲上去，但往往差那么一点劲，上不去只得退回来。所以车夫们最怕过这座桥，在上不去的那一瞬间最希望有人帮着推一把。
毛岸英瞅准了，要做这一个“推一把”的人。他站在拱桥边上，每每看见车夫上不去了，就飞快伸出双手帮着推几步。遇到货车倒退下滑的情形，毛岸英就要用稚嫩的肩膀死死地顶住车子。
在毛岸英推车的同时，毛岸青做了报童去卖报纸。卖完报纸后，毛岸青就到桥上和哥哥会合。
三叔的牺牲，让毛岸青愤怒不已。他跑上去抢夺报纸，抢一张撕一张，还大声哭着说报纸上面的消息全是谣言。他对黑暗的社会感到无比仇恨，他要反抗，掏出口袋里的半截粉笔，在电线个大字：“打倒帝国主义！”
拿着警棍的巡捕突然飞跑过来把毛岸青一脚踢到地上，说你个穷小子是不是活腻了。毛岸青一点也不惧怕，他抱住巡捕的大腿狠狠地咬了一口。巡捕惨叫了一声，然后把毛岸青摔倒在地，用双脚轮番地踢。
毛岸青被踢得在地上滚来滚去，满脸血污地昏死过去。等毛岸英晓得后赶过来，巡捕已经扬长而去。
毛岸英赶紧把弟弟送回家，黄慧光又把毛岸青转送到附近诊所。大夫检查伤情后，说伤得太重，诊所接治不了。黄慧光觉得大夫是怕自己付不起医疗费，赶紧把手上的金戒指撸下来，递给大夫。
大夫看看金戒指的成色，还放到牙上咬了咬，才答应收治，但说孩子的头部、身体多处被踢伤，耳膜被打坏，听力受伤害，大脑也损害严重，有可能形成脑震荡。
在诊所里过了2天，毛岸青才慢慢苏醒过来，生命危险虽然解除了，但眼神却没有神采，落下终生不治之症。从此，毛岸青的头经常隐隐作痛。
随着负担越来越重，黄慧光实在无力承担一大家子的压力。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3兄弟不得不流落街头。毛岸龙在流离失所中也失踪了（一说病死）。
3兄弟下落不明的情况，报到了周恩来那里。正率领红军与敌人殊死战斗，他的孩子却不见了。们纷纷检讨自己，说：“没有把的孩子照顾好，我们有责任……”
周恩来摇摇头，制止大家继续说下去，他说：“要讲责任，党中央负责，我更有责任，我要作检查。但是，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赶快找到岸英兄弟。否则，我们更对不起。”
接下来，周恩来分析说，岸英兄弟都不大，必然不会走得太远，如果没有被人收养的话，一定混在流浪街头的孩子中间，重点在这一方面找一找。但是，千万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冒失。
后来，党组织想了很多办法，才在一座破庙的一群流浪儿中找到了毛岸英和毛岸青。找到兄弟俩的地下工作者安慰痛哭流涕的两兄弟说：“孩子，这不单单是你们两个人的苦，千千万万的穷苦人和他们的孩子，都是这样苦的呀！你们的父亲不正领导着红军与敌人斗争吗？等打倒了敌人，穷苦的人才能有好日子过！”
再后来，党组织委托张学良东北军的部下、抗联总司令李杜，利用出国到西欧考察的机会，把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带到了法国巴黎。半年后，兄弟俩被送到苏联莫斯科，进入了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新中国成立后，毛岸英观看电影《三毛流浪记》，激动地说：“那时我和岸青在上海的流浪生活和三比，除了偷和给资本家做干儿子外，其他几乎都经历过。”
对儿子的遭遇也是十分感慨：“为了革命事业，这一些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走万里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