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15日，一名妇女带着3斤重的黄金，来到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的柜台。银行工作人员拿到黄金后脸色一变，连忙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却不想，竟然意外侦破了19年前的一桩轰动全国的大案……
19年前，这起案件惊动了包括来自沈阳、辽宁乃至中央的各级公安机关，声势极大，其社会影响可见一斑。
1961年3月18日，沈阳造币厂一夜间八百多两黄金不翼而飞。此案发生后，在社会上影响极其恶劣，甚至惊动了当时的国务院周总理。总理得知此事后大怒，严令有关方面彻查该案。
这起黄金失窃大案发生在沈阳造币厂。该厂又名沈阳六一五厂，成立于1896年，地址在沈阳市大东区大东路138号。
把国家从民间收集而来的各类黄金白银，统一进行冶炼，并锻造出统一规格的高纯度黄金白银。
尤其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这批黄金白银更是承接着祖国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是一笔珍贵的“救济金”。
为了更好地实现保密，沈阳造币厂给这批黄金设置的代称是100号，白银的代称是200号。
1961年3月18日，天上下着蒙蒙细雨。这一天是周六，也是沈阳造币厂该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五点多的时候，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像往常一样清点、核查当日包装完的相关这类的产品。确认无误后，他锁上了工厂的大门，还检查了一遍大门与锁，确认没有一点遗漏后就离开了。
星期天厂里不用上班，转眼间又是新的一周。郭家惠来到办公室没多久，就有一个年轻工人慌里慌张地跑了过来，来人是高兴贵。
听闻此消息的郭家惠，心如重锤，震惊不已。待他强自镇定着来到工厂的临时仓库，结果看到了让他胆战心惊的一幕：
郭家惠环顾临时仓库的四周，发展有一侧的木板间壁被撬开了一个洞，盗贼就是从这个洞钻进来。
那个装有100号的箱子，被撬断了箱子上的封装铁线，箱盖也被撬开了一个三寸宽的口子。盗贼应该是取出了箱子里的两块黄金，撕开包装纸后，直接偷走了。
100号被盗，厂里的所有人都特别震惊——那两块黄金可足足有八百两零七钱！竟然就这么离奇失踪了。
那么，到底是谁这么神通广大，竟然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底下，偷走了这两块黄金呢？
当时的沈阳造币厂有一对夫妻，丈夫名叫关庆昌，是厂里的生产科科长，妻子名叫黄淑珍。
有句老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妻子黄淑珍爱财如命，丈夫关庆昌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关庆昌有文化，脑子又聪明，还曾经当过文书。因此才能在几年间，从基层工人升成了生产科科长。
可惜人心不足蛇吞象，关庆昌注意到临时仓库里藏有纯度极高的黄金后，顿时起了邪心。
根据工友们描述，这是个爱财如命、吝啬苛刻的主。黄淑珍买根冰棍，吃完了都要把木棍带回家当柴火。
她在电解车间干活不老实，时常被车间主任批评，每次都说以后不会再犯了，可过后仍然不改。时间久了，黄淑珍就成了个老油子，总能避开领导的巡视，一时间在电解车间混得很是自在。
不仅如此，黄淑珍对电解车间熟悉了后，利用工作之便，还时不时偷一些不显眼的小金疙瘩，几年下来，竟然攒下了好几两的黄金。
话说，若不是关庆昌的主意，黄淑珍这个大字不识的普通妇女，又怎敢把国家的金子偷回家呢？
60年代初，沈阳造币厂承接了熔炼大批民间黄金白银的重任。关庆昌每天都能见到大批的黄金白银在眼前成型，那一块块耀目的成型金砖，点燃了他心中的恶念。
利用妻子和自己的工作之便，打听清楚100号黄金的存放情况，找准时机偷出来两三块，这一辈子便吃喝不愁了！
众所周知，东北人民的唠嗑能力那可是一绝。没有几天，夫妻二人便搞清楚了100号的存放地——在工厂的临时仓库里。
黄淑珍还专门溜到临时仓库附近，亲自查看了100号的存放情况，并且为丈夫找到了最易突破的一处木板间壁。
周六当日5点下班后，关庆昌到了工厂浴室，简单洗浴了一下，故意和浴室里的很多工友打了招呼，而后再回到办公室。
下班后，趁着工友们都走得差不多了，关庆昌便戴上了手套，把准备好的羊角锤揣在腰间用衣服盖住，在灰暗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摸到了早已人去厂空的临时仓库。
关庆昌四下检查了一番，确定安全无误，才敢拿出怀里的羊角锤，小心翼翼在仓库木板间壁上，撬开了一个可以猫腰钻入的洞。
关庆昌三下五除二地撬开了一个三尺宽的口子，从中拿出了两块包装完好的100号黄金，总计八百两零七钱。
要知道那两块黄金，可足足有80多斤呢，要把两块沉重的金块，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出工厂，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时，关庆昌用了一根绳子，一头捆住一块金块，然后塞在了裤腰带里，绳子挂在脖子上，两手插在裤子兜里托着。
关庆昌本想把黄金藏在办公的地方的某个地方。可转念一想，当厂里发现黄金丢失后，肯定会在厂里大肆排查。如果被他们发现金块在他办公室里，那不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于是关庆昌穿上了雨衣，继续保持着刚才运送黄金的姿势，坦然走出了工厂大门。
当时是雨天夜里，街上并没多少行人，偶尔遇到别人也是步履匆匆。这也为关庆昌打了掩护——他因为腰间别着两块黄金，显得步伐尤为奇怪。
关庆昌把黄金平安运回家后，立马和妻子黄淑珍商议，把黄金藏在了一处隐秘所在。
藏好黄金的关庆昌顾不得休息，随即换了件衣服，快速赶到了他们厂里的俱乐部。当时俱乐部里正在举办舞会，关庆昌一进去，逢人就打招呼，然后与当时在场的工友们一起跳舞。
周一上班后，包装组工人高兴贵是第一个发现黄金被盗的，于是连忙报告给了组长郭家惠。
郭家惠亲自赶到临时仓库，经过仔细察看后，确认是上周六他检视过的某箱100号被盗，作案现场痕迹犹在。郭家惠连忙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更何况这批黄金可是关系着国家大事，当地公安接到报案后，连忙给辽宁省部、北京方面作了有关汇报。
此事一度震惊了中央高层，周总理得知后大怒，亲自下达指示，一定要彻查此案。
不到一上午的功夫，沈阳造币厂就聚集了包括来自沈阳、辽宁乃至中央的各级公安机关。专案组对现场仔细勘验后，得出了重要推测：
公安人员为了更好地破案，直接住在了厂里，征用了生产科的大部分办公室，这其中就包括关庆昌的办公室。
公安人员决定依次排查厂里的工人，要求每一个人交代出自己周六下班后以及周日一天的行动轨迹，做了什么事，有谁可以作证等。其中，重点是交代清楚周六晚上下班后的情况。
周六5点多下班后，他回家休息了会，然后取了换洗衣物（其实就是取来了作案工具羊角锤），6点去厂里的大浴室随意洗了个澡。
在6点半左右，他去参加了工厂俱乐部举办的舞会，一直待到舞会结束后，才和邻居一块回家。
然而，这里面有个漏洞，当时他洗澡的时间特别短，大致只有三五分钟，距离去俱乐部六点半，这中间可有20多分钟的空档。
为了掩饰掉最近一段时间，关庆昌谎称自己打算去理发，可是走了好几家店，发现人都很多，怕赶不及舞会，就作罢了。
关庆昌的不在场证明无懈可击，毕竟他洗澡以及去俱乐部，都有许多人亲眼目睹。
而同一时间段的有些工友，哪能想到会发生黄金被盗的事情，周六做的事情都没有人证，自然也没有不在场证明。
因为当天下雨的缘故，盗贼在作案现场留下了清晰的脚印，据他们仔细对比，这是当时很流行的订胶掌40号自制棉鞋。
另外，根据作案现场的破坏痕迹，公安人员断定盗贼的作案工具中，有一把铁柄羊角锤。
可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好，很快便被关庆昌得知了“胶掌棉鞋”和“铁柄羊角锤”这两样重要破案线索。
于是，关庆昌连忙让妻子将自己的胶掌棉鞋鞋底换掉，还偷偷地把家里的铁柄羊角锤扔到了沈阳市某条大河里，重新买了一把木柄的放在家里。
面对公安人员的严厉审讯，郭家惠感觉自己受了天大的冤枉。周六那天，他亲自检视过被盗的那一箱黄金，此事的确不假。可他确实没有盗窃啊，反而是第一个报案抓贼的。
况且，如果是他监守自盗的话，郭家惠可完全用自己的钥匙开门，实在没理由要通过撬木板墙这样的形式来作案。
然而，不管郭家惠如何自辩，在案情没有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公安人员仍是把他列为第一嫌疑人。
和郭家惠的遭遇相似，第一个发现黄金丢失的高兴贵，被列为了第二个怀疑对象。
公安人员把郭家惠和高兴贵关到了一起，让他们互相检举。然而，这两个老实人除了喊冤叫屈外，实在没话可说。
当时有一位叫贾清吉的老工人，他13岁就进了工厂，对工厂有着极深厚的感情，在工作上十分积极。
有次，贾清吉抓住了几个小偷。厂里把他列为先进报了上去，沈阳市委还给他授予了“沈阳治安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造币厂承接熔炼重任后，场地变得甚为紧张，所以包装好的金银锭，才被置放在用木板建成的临时仓库里。
可是领导都觉得他是杞人忧天，认为厂里的人素质都很高，完全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内部问题。
可当事情出了以后，他们又认为贾清吉是早有预谋，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早晚要出事呢！
加之贾清吉体格健壮，完全有能力运走80多斤黄金，又长期从事护厂工作，对于工厂的防卫漏洞十分清楚，领导便把他当成了重点盘查对象。
最后，厂里的领导只好把他调离了护厂队，发配到三线部门去了，还在贾清吉的档案里添上了这样几个字——“100号案件重大嫌疑分子”。
当时的厂长李榆，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在敌占区多次为八路军购买物品，从没有贪污的行为。
当时有人猜测，李榆可能把金锭藏到了老母亲的棺材里。部分好事之徒为了破案，竟然说动了公安人员挖坟掘墓，打开了棺材，结果除了一具枯骨外，什么都没有发现。
这样的结果自是意料之中，然而人们还是不肯放弃，竟然认为李榆家中的保姆有重大嫌疑，即便这个保姆两年前就已经回了老家。
当时有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志愿军老兵受不了这种荒唐的破案，干脆自己扛了罪名：“金子是我偷的！”不过他为人是出了名的耿直老实，所以连公安人员也不相信他的话。
起初，他把黄金藏在厨房的烟道里。可当时，是两家共用一个厨房，且因为关庆昌夫妇的那个脾性，和邻居的关系十分紧张。
无奈之下，关庆昌只好把金锭从烟道里取了出来，分别从中间锯开，然后找来木板包上，垫了炕柜。
因为关庆昌盗得的八百多两黄金纯度非常高，只要一出手便很容易被查到来源。为降低纯度，关庆昌自己搞了不少化学试剂，想再次把金锭熔炼一下。
可是，关庆昌的邻居本就和他不对付，发现关庆昌的可疑举动后，邻居直接向有关部门报告了情况。
比较遗憾的是，他们两家关系不睦的情况，邻里都是知道的。最终这件事被当成了邻里纠纷，让关庆昌成功躲过一劫。
这件事让关庆昌认识到，必须得搬家了。他以“员要把方便让给别人为由”，把原来条件不错的楼房让给了别人，主动申请去了条件差的平房。
关庆昌原本身体硬朗的老父亲，在得知儿子盗了国家八百多两黄金后，吓得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劝儿子把黄金还回去，儿子又不肯。
邻居对此很纳闷，他们没听说关家老爷子有什么重大疾病啊，不久前还好端端的，怎么不到一年的功夫便迅速病逝了？
后来，关庆昌儿子结婚时，他为降低黄金暴露的可能，把喜事办得极其低调，不宴请亲戚好友，不在门口贴大红喜字。
有人问起，关庆昌就说响应国家的号召，拒绝铺张浪费的仪式，一切都要办到实处。
因为这八百多两黄金，这19年里，关庆昌和妻子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尤其眼见厂里那么多人被处分，关庆昌夫妻俩更是不敢轻易把黄金拿出来。
提高黄金收购的价格，放松黄金买卖的限制，银行兑换金银不再需要出示户口本。
这让关庆昌欣喜若狂，他专门去银行咨询了情况，发现这一切都是真的，他的八百多两黄金可以换几十万人民币呢！多年辛苦没有白费，终于到了发大财的时候了。
同年4月15日，关庆昌从其中一块黄金上锯下来大约三斤重的一部分，交由妻子黄淑珍带去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出售，共换取了23000多元。
然而，该黄金纯度太高，完全不是民间流通黄金的应有纯度，顿时引发了银行的怀疑。
沈阳公安局得知此事后，遂派遣了沈阳公安局和平分局副局长和几名公安干警赶往银行营业部，对黄淑珍进行审讯。黄淑珍耐不住压力，不得不交代了19年前与丈夫的犯罪事实。
依据当时的刑法，法院判处了关庆昌无期徒刑，鉴于他在监狱期间表现良好，又予以减刑，服刑时间并不长就得以出狱。
关庆昌出狱后，没了原来的工作，生活十分艰难。因为他的盗窃名声，也没单位愿意要他，只好推小车卖牛奶为生。关庆昌年纪大了后，便靠着儿子的接济生活。
关庆昌盗得八百多两黄金，没有为家里带来一丝好处，担惊受怕整整19年，终还是水落石出进了大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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